草木一秋人一世：悼念流沙河先生

　　【财新博客】

　　文 | 傅国涌（历史学者）

　　一

　　不见流沙河先生已有七年，2012年夏天去他家闲聊，那次陪我一起去的李玉龙兄病故也有四年多了。我与先生一共只见过两面，但我最早读到他的文字却还是少年时，三十六七年前。昨天（2019年11月23日）下午得知先生离世的消息，晚上我和孩子们一起《与腊梅对话》，读的第一篇作品竟然就是他的诗《残冬》，这不是临时想到的，而是一周前就准备好的，预习资料也早已发给孩子们。孰料，孩子们齐诵此诗时，几个小时前，作者在成都停止了他肉身的呼吸，只留下象形文字的呼吸。这首诗很短：

　　天地迷蒙好大雾，

　　竹篱茅舍都遮住。

　　手冻僵，脚冻木，

　　破烂衣裳空着肚。

　　一早忙出门，

　　贤妻问我去何处。

　　我去园中看腊梅，

　　昨晚幽香吹入户。

　　向南枝，花已露，

　　不怕檐冰结成柱。

　　春天就要来，

　　你听鸟啼残雪树！

　　初冬，腊梅尚未开，等腊梅开了，春天又将近了，但诗人已乘风归去。犹忆去年秋天，孩子们“与蟋蟀对话”，都喜欢上了流沙河先生的那只蟋蟀。今天夏秋之际“与知了对话”，也读过先生的一则札记《夜蝉与雪蕉》，断的是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夜蝉的公案。春天，“与诸葛亮对话”，又读了一则先生的随笔《苏东坡的千古名句竟然是剽窃诸葛亮的》，他发现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源自诸葛亮《黄牛庙记》中的“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不久前，《与梧桐对话》《与树叶对话》，都选了他的小诗。这两年，孩子们在课堂中不断与作为诗人的流沙河和作为学者、作家的流沙河相遇，已经对他一点也陌生。昨夜，我们读《残冬》时不料传来的竟是他离世之日，孩子们得知这一消息，一时间静默了。

　　好在有他的诗在、书在，我们断不会因他肉身的消失而从此隔绝。

　　前不久，到浙师大去看望81岁的王尚文先生，在他的书柜里见到《流沙河诗话》，这是他几本诗话单行本的合集，其中包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初版的那本《隔海说诗》，正是这本小册子让少年的我对海峡对岸一样使用我们的母语写作的诗人有了初步了解。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杭州出版社与李青唐兄初识，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提起这本小册子，他爱书，这套1985年前后出版的“今诗话丛书”收入了曾卓、牛汉、邵燕祥、公刘、邹荻帆、罗洛等人的小书，他都收齐了，独独缺了《隔海说诗》，我隐约记得我曾买过几册，也包括了这一册，白色封皮、小开本，“流沙河”三个字签名的样子，红色，很醒目。他念兹在兹，等我找出来送他，而我终于没有找到，只找到公刘、邹荻帆、罗洛等人的。金华归来，我马上订了一本印制粗糙的旧书《流沙河诗话》，这几天正好读完了。比之三十六七年前，我在《星星》诗刊初读的感受，此时重读依然觉得清新可喜，而且将我带回到那个遥远的还有诗、有远方的年代。

　　二

　　1979年，《星星》诗刊复刊，我还在雁荡山中念初中，没有留意，大约1983年前后，一位同学带来了一期32开的《星星》，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就有流沙河先生介绍“台湾诗人十二家”的专栏。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他在1957年因此罹祸的那组《草木篇》小诗。

　　1984年8月，我十七岁第一次出远门，从杭州乘119次绿皮火车到了天津、北京，一路淘书，在北京白石桥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一本《流沙河诗集》，其中就有举世皆知的《草木篇》。

　　1956年10月30日，年轻的诗人在成都写下这一组短小的散文诗，一共五首：《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前面还抄了白居易的诗句“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草木篇》因在1957年春天被作为“毒草”遭全国批判，还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流沙河”也因此被整个华人世界所知，那年他不过26岁。当时在未名湖畔、不久与他一样落网的同龄人彭令昭读到过这首诗，远在香港、比他年长八岁、当时尚未创办《明报》的查良镛也读到了。

　　1984年8月22日，我才第一次读到《草木篇》，《藤》《仙人掌》是其中的两篇：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这本淡绿色封面的诗集朴素大方，1982年12月第一版，1984年1月第二次印刷，定价0.82元，折价0.49元，我一直保存着这本诗集，他的《年轮》《草木新篇》《草木余篇》《故园九咏》都是我所喜欢的。前些日子，和孩子们一起《与树叶对话》，又读了他的《枫与银杏》：

　　一个说秋天是红色的，

　　一个说秋天是金色的。

　　画家说秋天有各种色彩，

　　秋天说我没有任何颜色。

　　这是《草木新篇》中的一篇，是他在1957年蒙难后归来，1979年复出时写的，那年夏天，他在沱江之阳，想到了沉江的诗人屈原心爱的木兰，想到了从来不会节外生枝的竹子，想到了梧桐和虞美人，除虫菊和牵牛花，也想到了枫和银杏。一晃四十多年了，诗人早已不再写诗，他回到《诗经》现场，探寻象形文字的秘密，他试图进入庄子的灵魂，他活出了一个读书人在这个时代难得的精气神。

　　还记得许良英先生在世时，曾在中关村812楼的书房里跟我谈起当世有风骨、有才华的文人，他举出两人，一是沙叶新，一是流沙河。他们都有一个“沙”字，却都不是恒河沙数中可有可无的一粒沙子，一个的底色是剧作家，一个的底色是诗人，晚年却都傲然独立，在文化乃至公共事务中都显示出了一代文人的风骨。去年沙叶新先生凋零，今年流沙河先生归去。

　　我不能忘记流沙河先生在最后十几年时光中的两件事，一是上一个戊子年他未曾犹豫签下了他的大名，而在许多人心中他似乎是那样珍惜羽毛的人。二是上一个辛卯年即辛亥百年之际，他为与他忘年相交的小辈仗义伸手，亲自给比他年长五岁的律师先生张写信。我在认识他之前，成都文人圈为1957年之后的恩怨对他颇有非议，他也曾撰文回应，他自认从不是斗士、英雄，但有底线。

　　等我第一次见到他已经是2007年春天，距离我在北京白石桥淘到《流沙河诗集》已过去了二十三年，冉云飞兄陪我登门拜访，记得是午后，冉兄多喝了几杯，在他家的沙发上一坐下，不久就睡着了。我和他，两人相对闲聊，虽是初见，却毫无隔膜，他读过我登在《书屋》《随笔》等报刊上的一些文字，我们的话题也海天空阔，他说起少年时所读的书，青年时蒙难的遭遇，云淡风轻，绝无怨天怨地，说起现实和未来，他也有灼见，尤其“拆分”之说更有大胆之想象，深刻而尖锐的洞见。我记得当时还录了音，却一直没有整理成文。

　　他的一口四川话，婉转动人，韵味深长，听起来有音乐感。他的一首“流沙河体”书法也为许多人所喜爱。临别时，他赠我一册新书《流沙河近作》，他进屋写好了递给我，同时用毛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今天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才知那一天是2007年4月8日，已是十二年半前了。那一年他76岁，虽瘦小，却很有精神。

　　过了五年，大约是2013年夏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正好去成都，《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兄陪我到了流沙河先生的新居，师母吴茂华女士也在场。我们在客厅里闲聊了很久，我说起打算出一册演讲集《史想录》，想请他方便时写个书名。因为离莫言获奖不久，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我讲了两条瑞典皇家文学院之所以授奖给他的理由。先生听了竟然很赞许。中间他起身进了书房许久，然后带了一幅字出来，上面正是他写的“史想录”三个字，还有他的署名，他说写了二十多幅，挑了一幅较满意的。然后，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要给我颁发“诺贝尔评论奖”，奖品就是这三个字，为的是我说的那两条莫言获奖理由。我说那就叫“流沙河评论奖”好了。老实说，诺贝尔奖也没有多么了不起，有些获奖者事实上也不怎么样。

　　他虽已年过八十，但气色很好，谈起字源尤其滔滔不绝。那天他还谈到了《旧约•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上吃的“吗哪”到底是什么，他说到了一种植物的名称，我竟忘记了。我们还比较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所说的“甘露”，这种野草与“吗哪”的区别。

　　一转眼六年又三个月过去了，世事变迁，期间我虽也去过成都几次，却未曾再与先生闲聊，他的文章、书却还是常有见到，知道他身体安好，还在讲《诗经》、讲文字的源头。88岁毕竟还不算老，哪想到那一次见面，就是最后一次。草木一秋人一世，对于他，萦绕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正是《草木篇》，无论屈辱还是荣耀，《草木篇》六十多年来从未隐没。我又想起他四十年前的诗句：“秋天说我没有任何颜色。”他也不在乎自己的颜色，无论春天的颜色，还是秋天的颜色。我确信，他在母语的时空里不会从此远去，又岂止是他二十五岁写下的《草木篇》。

　　2019年11月24日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次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