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3岁，两个时代

　　【财新博客】

　　文 | 维立（斯坦福大学博士）

　　女儿 23 岁了。一般人不认为 23 岁是重要的里程碑，不像 18 岁可以投票，21 岁可以喝酒。但我觉得 23 岁很特别，因为我大学毕业来美国那年，正是 23 岁。

　　我开始忆苦思甜。

　　“23 岁的时候，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提着两只箱子……”

　　“我知道，我知道，口袋里放着 10 块钱。”刚起了头，女儿已经打断了我。哦，估计这个故事以前讲过。

　　但她其实说得不准确。我口袋里不止 10 块钱，可能是 50 块，甚至再多几块，具体数目记不清了。而且因为当时办护照签证不是一般地困难，来到学校已经开学半月有余。一走进系主任办公室，秘书就递给我一张 500 美元的支票：迟到半个月的薪水。我用一定是颤抖的双手接过支票，摇身一变成了世界首富：不要说我，就连我父母，都不曾把这么多钱攥在手上。

　　但我的 23 岁还是有它的危险性的。那时年轻好奇，出国留学又是人人羡慕的阳关大道，心中虽不是没有恐惧和忐忑，却被兴奋和骄傲抢了风头，像把一颗药丸用糖衣包好囫囵吞下。只是过惯了安稳懒散的日子后再回头一想，才暗暗佩服自己当年的勇敢。一个从没在校门外生活过一天，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要再小五岁的人，在一个没有微信和视频电话的年代，单枪匹马闯荡一个语言文化都不同的陌生国家，这一行为之悲壮决绝，我以为和那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古人不相上下。

　　我想起女儿 20 岁那年和我的一段对话。

　　“暑假时我想一个人去欧洲旅行一两周。”

　　“好啊。”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让我去吗？”

　　“当然愿意。一个人的旅行，多有意思。注意安全就好。”

　　女儿满意地笑了。她经常拿这样的问题来考我，幸亏我作为资深学霸宝刀未老，每次都顺利过关。不过这一次她是真要去，不像小时候问我长大可不可以当电影导演。

　　而我心里说，比起父母当年送我出国，这算什么呢？

　　女儿的 23 岁跟我的确实不一样。她出生的医院离我们现在的房子不过十分钟路程；她唯一一次被当成外人，是和朋友去摩洛哥旅行，街上的当地人冲她们喊“中国人！印度人！”的时候；她大学毕业后的落脚点固然在我看来离家太远，却妥妥地在国境线之内；她精心挑选和布置自己的公寓，窗外是曼哈顿的天际线，门口是喜欢的饭店、咖啡馆；她每天像个地道的纽约人一样坐地铁去上班，下班后跑步、练瑜伽、读书、逛商店、会朋友。

　　她的生活就是一个平安富足的社会里的年轻人的生活，平淡无奇，却星星点点都是她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的小确幸。

　　但我虽然羡慕她的安逸，却知道我们也有自己的幸运。赤手空拳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家园，这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孩子们吹嘘的自豪经历，她们没有；一个人通常要有一百年以上的寿命，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慢慢地跟着历史的脚步走进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工业社会，而我们只花短短几十年就取得这项傲人的成就。

　　不久前在凤凰古城参观沈从文故居，看到沈从文父母那张前面一块踏脚板、宽度刚能容下两床叠得窄窄的被子的雕花架子床，我得意地对身边的台湾团友说，

　　“这样的床我也睡过！”

　　我说的是实话。小时候去乡下舅舅家过年，睡的就是这种床，只是不如沈从文家的华丽而已。我还用手指蘸上草木灰粉刷过牙，跟舅舅去井里打过水，看到乡下的茅坑也不会大惊小怪，而是有从容不迫、安之若素的大将风度。

　　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更丰富。

　　每一代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在时代、地点、社会变迁这些庞然大物面前也只能低眉顺眼，自叹不如，否则难免像蚍蜉撼树。

　　但好的生活也以多种形态出现，这跟托尔斯泰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同。那些能看到自己生活独特优点的人是幸运的。闯荡也好，安逸也好，自食其力也好，坐享其成也好，各有各的妙处。

　　但不管外在表现形式如何不同，每个人的生活又有共同的内核。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生存之余都渴望爱和温情，都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又都会屡遭挫折，甚至像奥威尔所说，“任何生活在当事人看来都是一连串的失败”（any life when viewed from the inside is simply a series of defeats）。

　　有人说，之所以把自己连根拔起，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人生。我必须承认当年提着两只箱子来留学时没这个想法。我连男朋友都没有，眼睛长在头顶，不食人间烟火。不要说下一代的人生，就连下一代都不在雷达屏幕上。

　　一些在平安富足的家庭出生的孩子有他们的幸运，但人生最基本的考验，他们照样要经历，并不因为出生在哪里就拿到豁免权。我们为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他们的人生有好的开端。但成熟，还得他们自己来；人生的道理，还得他们自己领悟。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放手，让他们自己慢慢长大。

　　23 岁的时候，我的生活看起来还不错。我年轻有为，前程似锦，人生像一块展开来等着浓墨重彩地涂抹的画布。

　　当然有些梦想没有变成现实，这并不奇怪。小说家 Ann Pachett 说，写小说的时候，酝酿阶段是最快乐的，无数期待和设想像蝴蝶一样，在脑子里自由自在地翩翩起舞。而坐下来写这本小说，就是杀死那只在空中飞舞的美丽蝴蝶，将它制成干瘪的标本的过程。“不是我想杀死它，但这是我能将三维的故事固定在平面的书页上的唯一方式。”

　　人生也是一个杀死活泼的蝴蝶、收获干瘪的标本的过程，不是我想杀死它们，但这是将浪漫飞扬的想象固定在三维的生活里的唯一方式。23 岁的时候，很多美丽的蝴蝶在身边上下翻飞。我抓到了几只，把它们制成了属于我的、可以永远保存在收藏夹的蝴蝶标本。现在也有很多蝴蝶在身边飞舞，但有些围绕着 23 岁的我的漂亮蝴蝶已经不在视野之内。

　　女儿的 23 岁看起来也充满希望，也有一群美丽的蝴蝶在身边飞舞。她有时眼花缭乱，不知道应该捉哪一只，把哪一只放走。我想走过去帮她一把，但想到自己抓蝴蝶时笨手笨脚的样子，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让她自己来吧，每个人的 23 岁都应该自己度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