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博客】
文 | 胡泳 陈秋心
重思社会分层
在讨论网络文化的时候，我们假设技术带来的机会和资源是平等的——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媒介技术在不同人群中的扩散和使用并不均衡，这在媒介研究领域是经久不衰的课题。互联网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民工、青少年和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等群体如何使用数字技术上。
农民工与女性
在技术使用方面，农民工是被重点关注的一个社会群体，大概因为他们以劳动力流动的方式，承载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与文化的转型。[1]大量研究均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数字媒体使用的活跃群体，比如对长三角农民工的研究显示，智能手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长三角农民工的信息分化与社会分层。总体来讲，长三角农民工手机网络应用出现低龄化、低学历、女性化趋势。[2]
乐观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情况仍比想象的复杂得多：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中网络和手机普及达到很高水平，超过传统媒体，但其群体内部存在差异——数字媒体使用的行业不平等（特别是建筑业中的低网络普及率），以及过长的劳动时间，形成了对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阻碍（不少农民工甚至因此放弃了网络使用）。而在使用偏好、功能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使用新媒体主要以人际交往、休闲娱乐功能为主——这与他们在高度流动中对关系维护、情感归属、排解孤独以及维权等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3]
学者王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网络依赖性与其功能应用方面的局限性和单调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虽然进一步降低了互联网之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准入难度，但在内容接入的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障碍。特别是，农民工群体中极少有人关注那些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公共信息，对政策法规的敏感度不够；大部分人缺乏主动寻找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知识的动力和兴趣，对信息基本上仍滞留在“被传播”的层面。[4]具体到对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的影响方面，新媒介的使用在技术上为农民工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会关系边界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形成、维系、加固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圈，一旦遇到了他们不熟悉、不可靠的传播情境，他们反而更求助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5]
由此我们看到，要跨越区隔，需要异质群体之间形成“新的关系”——多年以来这一点并非毫无成效，但“新的关系”还是建立在高度同质化的、强关系的基础上，其内在的纹理仍由传统社会关系网编织而成。城市新的业缘关系和新的社区生活只是一种表象。[6]当我们在农民工群体上再增加性别维度时，情况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数字媒介的确在多方面为女性提供了赋权的机会，比如学习知识、掌握就业信息，[7]但这种赋权在现实中受到媒介使用意图、媒介技术本身的局限等种种因素制约。有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使用社交媒体的意图，最主要是联系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客户，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等。自我展示意愿较低，也相对保守，不愿意通过新媒体路径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公共服务方面的意识也比较低。[8]
不仅如此，媒介技术还可能在某些方面扩大了性别鸿沟。数字媒体在客观上为女性拓展媒介话语权提供便利，但同时由于男性文化操纵的根深蒂固，也在另一方面加大性别差距，女性媒介话语权的缺失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为：话语平台虽多样，但女性话语领域局促；女性表达虽活跃，但多以“他者”姿态；议程设置虽多元，但未改男性主宰局面，甚至出现了看似为争取女性话语权、实则是对女性话语权的扭曲和异化的现象，如媒介权力规训下的身体表达、商业功利驱动下的价值物化、被窥视中的自我言说等。[9]尽管互联网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民主性，但它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无视性别的环境。它为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它似乎不能够改变社会的性别陈见，也未能在两性之间、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重新分配权力。[10]
大学生、青少年与老年群体
以年龄为维度进行社会分层，可以将数字媒体使用者分为儿童、青少年、大学生、老年人等诸多群体。其中大学生群体最常曝光于媒介研究视野之中，部分是因为取样便利——研究者多依托高校，而大学生调查起来比较方便。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的确能够揭示了年轻一代使用数字媒介的动机与行为特征，特别是媒介依赖、媒介素养两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也有不少研究专注于一般青少年的网络使用，研究的方向与大学生研究有相似之处，只是重点更多放在身心健康、行为规范等的影响上。调查发现，90%的中学生为社交媒体的日常使用者，其中的15.6％可以被定性为社交媒体沉迷者。青少年通过自我宣传、迎合、操控和伤害控制这四种印象管理策略在社交媒体上管控自我形象，而过度的在线互动会诱使青少年沉溺于逃避现实中放纵自己，从而导致人际沟通障碍并损害社会资本。[11]
另外大学生群体也能反映媒介使用的城乡区隔。一种不难想象的观察结果是：城市出生的大学生上网的时间更多。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更倾向用互联网去获取信息，而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用互联网来获得娱乐。[12]但在代际方面，研究发现数字媒介的使用似有弥合代沟的趋势：很多家庭都存在亲代向子代请教使用媒介（特别是微信）的情况，而子代也因此获得文化反哺的机会。[13]此外在数字世界里代际关系也不同于通常想象：父辈对年轻一代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网络接入家庭后，父辈既有的阶层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仍以一定的方式影响着子辈网络技能的获得。潜在的社会结构因素仍成为子辈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14]
而与年轻一代充分甚至过剩的曝光相比，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情况却近乎被遮蔽，这大概是由于老年人并不被认为是积极、先进的技术采纳者。可但凡对这个群体进行更近距离的观察，就会发现简单的判断根本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老年人对于数字媒介的使用水平，可能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而存在差异，在中国，还有“离退休前是否是干部身份”这样“中国特色”影响因素存在。[15]学者周裕琼的研究亦挑战了固有认知——她考察了中国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是如何借助微信实现数字崛起的，老年人正在以他们特定的步调努力跟上潮流。[16]这提醒我们，在老龄化的时代趋势下，要在心理、社会支持和环境设施等方面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媒介使用条件。
除了职业、年龄、性别之外，社会分层还有许多其它的维度例如民族、地域、消费水平等，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在弥合人群区隔方面并不是万能的，有些差距被弥合了，但有些结构性的鸿沟并不容易跨越，哪怕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它并努力做出了相应改变。不过对于区隔的揭示本身就具有意义——问题被提出、悬挂，才能召唤后来人前赴后继地改善。
重思社会行动
我们认为，激发行动是一切连接的最高境界，而互联网让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和无组织的集体行动都变得更加容易，因为网络让构建群体的努力变为“简单得可笑”。[17] 25年前的人们还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每个人每天早晨醒来都会习惯性地打开微信，在这里，他们被按照各种维度归于某个“群”——“群”几乎已经成了水和空气一样寻常的存在，协调着从工作到生活的大小事务，甚至因为一个临时的目标而让个体和陌生人相遇，事毕一拍即散。25年来“里德定律”（Reed’s Law）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互联网的绝大部分价值来自于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
人的一种基础本能就是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但在互联网到来之前，这种本能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18] 而互联网的连接方式给群体动力学带来了根本的改变。学者喻国明认为这种改变的机制就是关系赋权——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极大激活了个体及其嵌入的关系网络资源，使得关系赋权成为比行政赋权、资本赋权更加高效的赋权机制；从此，信任不再必须与正式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是可以经巧妙的网络制度设计解决，“陌生人社会”的交易和交往成本被大大降低，为个体行动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因此，组织不再是人们进行社会行动和交往的唯一载体，个体价值与潜能被激活、被发现、被整合和利用。[19]
基于网络的社会行动可能有很多类型，比如像维基百科那样的知识共享，像Linux那样的开源软件项目，像“KONY2012”那样为解决社会问题进行的全球性动员，或者诸如“快闪”这样的行为艺术……但在中国，早期的网络行动主要集中在社会抗争和公益行动两大领域，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到2019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都在网上，并且非常关心公共事务；而由于社会制度缺失或现实中的组织行动基础薄弱，中国普通个体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网络动员就经常成为一种制度的补偿手段，有时甚至是弱者唯一的“武器”。[20]
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国出现了大量“网络行动”，例如孙志刚事件、PX事件、宜黄拆迁事件等，组织行动的平台经历了变迁，从论坛、博客到微博、微信，但行动本质上呈现出一个统一的特征：草根动员，即个人与群体的抗争很少能构成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动，因此呈现出非专业化、脆弱性、短暂性、临时性、波动性等特点。[21]此外，为了获得合法性，这些社会行动必须要依靠大众媒体，所以媒介策略成了决定社会抗争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从形式多样的农民工讨薪事件中，学者董海军发现其背后的逻辑是农民工利用弱者身份以达到媒介化的目的。所谓媒介化，就是制造出符合媒体报道规律、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以达到尽快解决问题的效果。这构成了农民底层抗争的一种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22]以宜黄拆迁事件为例，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23]
在公益方面，网络动员有比较丰富的成果。制度环境的阻碍并未完全遏制公益动员的创造力，NGO等行动主体利用各种网络平台的特性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24]发动了诸如“大爱清尘”“免费午餐”“蚂蚁森林”等长期项目，也有“微博打拐”“冰桶挑战”等短期事件——这些行动向社会成员征求的支持已经超越传统的资金、资源范畴，囊括了多样化的参与，比如提供线索、转发点赞、绿色出行等。它们试图将个体影响力创造性地凝聚起来，转变为可持续的模式和长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的网络行动生发于现实需要，也受制于独特的社会环境。虽然社会管理和资本操纵等外在限制一直存在并且逐渐增强，网络社会行动的主体也在不断学习、适应和探索行动的空间。学者杨国斌考察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网民如何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拓展表达和参与的空间，构建新时代的“电子公民行动”——草根社团、游戏玩家、黑客、环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举报人、宠物主、业主、消费维权积极分子、知识分子和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等等都构成了网络行动的主体，网络抗争已经成为“长期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5]而网络对社会行动的支持性作用体现在协助真实的群体行动，传播相关信息并动员群众参与，从而提高群体行动的社会压力。[26]社会运动中通过互联网动员起来的人际资源属于弱关系范畴。通过弱关系增量的作用，运动关联者被统合到了一个牵涉面更广、异质性更强、兼容度更高的共同体之中，从而使抗争可操纵的潜在资源的数量更多、类型更丰，即运动中对新结合成的弱关系增量的利用拓展能够为行动提供更盛更繁的人际资源，有助于抗争的生发与勃兴。[27]
不过在技术之外，我们也需要关注行动主体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25年来，随着代际更迭，中国网络行动的主体、类型和目的在发生变化。2016年初，“帝吧出征”刷新了社会对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网络亚文化人群的认识，参与出征的“小粉红”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各个贴吧、论坛、微博和其它社交媒体中聚拢、组织起来，凝聚出非常自然和坚固的集体认同，[28]并用表情包这样的视觉“米姆”作为抗争武器，[29]在行动类型、手段、效果等方面均为网络行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不过总的说来，当人群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可以促成社会行动，就印证了本文的主题——行动者们的合作必须基于共识，从而得以跨越个人固有的观点和身份的区隔，很多时候甚至超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鸿沟，这得益于网络具有“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时空组织能力。所谓“去地方化”，即网络社会运动对传统地域的突破；而“再地方化”则是网络时空之于地域性社区重组和自组织的作用。同一时空内，不同的作用类型可能在并行发生。[30]
总结
互联网普及25年来，中国从最初的跟随者、追赶者到如今加入对网络世界领导力的角逐，期间创新的网络技术、飞速的迭代和流动、滚烫的社会现实相互塑造，演化出了独特的模式和网络生态。在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中，我们特别瞩目于“去区隔效应”，即网络照亮此前不为他人所知的“角落”和人群、构建文化认同并推动陌生、殊异的个体聚集起来为某个目标而行动的力量。通过媒介介质变迁、文化空间、社会分层和社会行动四个角度，我们试图以管窥豹，体察互联网施于原有的各种社会区隔的影响，并且强调揭示区隔和弥合区隔同样具有意义。
或许是因为下意识地寄放了一些“重构认同”的本真理想，整个分析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种乐观的、偏“技术决定”的观念倾向，但我们深知现实远比这篇文章展示得更为复杂和严酷——在“跨越区隔”的另一面，在某些其他维度上，互联网可能造成了更严重的分歧和撕扯，但恰恰也因为技术无法单独决定社会的进展，在即将开启的可能性方面，总还有一部分希望寄放在行动者自己身上。我们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想并非确信它真的能够“向善”，而是相信——仅仅抱有如此信念，结果可能就会大有不同。
（参考文献略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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