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的优越感，何处安放？

　　【财新博客】

　　文 | 于达维（财新记者）

　　因为被认为贬低了四大发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峰被学生举报，被学校认定师德失范，被取消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成果，并且对推动世界科技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这个推动有多重要，意义有多重大，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四大发明”本身存在的争议在学界由来已久，这一点也无需回避。为什么一句对于四大发明没那么好听的评价，就被扣上了贬低的帽子，连师德都失范了？

　　四大发明的先进性，难道连讨论都没法讨论？

　　实际上，根据近年来学界的考证，四大发明里，能够成立的最多就两个半，一个半只是传说。

　　能够成立的两个，是火药和造纸术。半个是指印刷术。

　　印刷术则专指泥活字印刷术，因为雕版印刷早就有了，但我们的活字印刷术，只是来自书里。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说，一个叫毕昇的人，用泥烧成活字用来印刷。但人们既没有找到泥活字的实物，也没有用泥活字印刷的物品传承下来。《梦溪笔谈》后的900多年的时间内，大部分的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在韩国。被称为辛神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就曾发微博指出，中学历史教材将“活字印刷术”列入“四大发明”，是“既不符合欧美学者的经典论述，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严重谬误。

　　而指南针就只是传说了，谁也没见过实物。《论衡》有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使用天然磁石复原了司南，将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样放在一块平板上，发现他根本就无法动弹，更不要说指南了。

　　当然后代复原不了，不能说明老祖宗没有，只能说明后代无能。但非要拿到国际上，确实缺乏说服力。

　　其实，造纸术的历史地位，现在也开始动摇。

　　本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是世界公认的。造纸术，其起源本来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但是由于后来在陕西又发现了时间更早的“纸”状物，专家希望把中国发明纸的时间再提前一点，但是这么一提前，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发明了莎草纸，而且莎草纸上还有大量的文字、绘画比中国发现的“纸”状物更像纸，那么，埃及发明纸张的时间就比中国早得多。

　　有专家说，造纸术专指中国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不同于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纤维纸造价低、有改进余地，而且容易推广。

　　难道说莎草纸就不是植物纤维吗？

　　这么来看，就剩黑火药比较靠谱了。

　　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如果说火药制造技术在元朝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并启发了欧洲人的火药研究，就言过其实了。因为黑火药用于武器的射程非常近，不过是几十米。而欧洲人发明黄火药的过程，来自于对于苦味酸的研究，黑火药一硫二硝三木炭的配方没法带来什么启发。

　　当然必须承认，这四大发明本身，肯定是足够重要的发明创造，但是如果非要说这些发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也是言过其实。

　　哥伦布开始大航海的100多年前，在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运转精密的罗盘，而在大海上更有用的，根据星座定位的直角仪、四分仪、六分仪，也是欧洲人自己发明的。

　　这就是为什么郑老师说，“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

　　虽然证据不足，但必须承认，“四大发明”在战争时期对于鼓舞中国军民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到了现在，还是总把四大发明挂在嘴上，不仅言过其实，眼界也过于狭窄。这也是郑老师不通过那名学生论文的原因，都什么时代了，都上研究生了，还只知道四大发明。

　　最早明确将“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他在《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1838）中指出，“中国人的三大发明 （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记者巴尔福在《远东漫游——中国事务系列》（1876）中说“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的胜利”。

　　艾约瑟在《中国的宗教》（1884）中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时，也将印刷术、造纸、磁石和火药并称为中国独有的“remarkable inventions”。

　　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主任T.F.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开篇就将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称为“four great inventions”，且“中国人都居于重要的地位”。

　　这些话，中国人听了都很受用。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语境，对于这“四大发明”，他们也更多地是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在他们心目中，西方文明才是现代文明，而中国、印度，也有幸做出了“添砖加瓦”式的贡献。

　　这也是为什么，魏特夫在1931年发表《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原因。

　　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的问题，其实早在李约瑟提出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

　　这篇文章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1942年，急需提高中国军民士气的蒋介石，把李约瑟和助手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1943年，李约瑟就提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

　　“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

　　1954年他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助手鲁桂珍发表了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这部书确是世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参考著作，但是这部书大部分章节是由中国人完成的，罗列、陈述多于论证和系统分析。

　　鲁桂珍后来成为李约瑟的第二任妻子。她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比如，李约瑟说中国的化学武器，领先了西方2300年，最早应用于春秋时期，这种化学武器叫“粪蛋”。

　　而中国的木偶被李约瑟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

　　在国人印象中，李约瑟可能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而在一些主流学界眼中，李约瑟不过“半路出家”的“票友”。

　　所以这部书的出版，也没有给李约瑟带来期待的学术地位。他曾抱怨：在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依然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在《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意义极为重大。但是上海交大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就指出，在同时代的欧洲、中亚、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里，类似装置并不罕见，不存在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忽略了出现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同类装置，或许是当时真的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但选择视而不见。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中国发明的疑问——《那个热爱中国的人》”中写道：“李约瑟，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人”。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过度拔高了。

　　当然，客观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很孤立的50年代，李约瑟的著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如果还躺在四大发明的故纸堆上，回味古代文明的辉煌，最大的作用只有强词夺理了。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指责美国人所用的话，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美国才二百年。我们创造辉煌的文明时，你们还在树上爬呢！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呢？

　　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这让人想起阿Q有一句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不过这只能被赵太爷说，你也配姓赵？

　　阿Q还有很多忌讳，只要别人说话带出了这几个字，就认为别人在骂他。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辱Q。

　　然而就算是五千年文明史本身，学术界也存在争议。那么如果说中华文明史不到五千年，是不是也算一种贬低，也算一种辱华？

　　如果说在现在的话语体系里，学术的正常讨论也会被扣上辱华的帽子，那么总拿着老外的评价说事儿，算不算挟洋自重？

　　对于阿Q对辱Q的反应，鲁迅先生的原文是：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

　　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但是后来怒目而视的方法别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只能说“你还不配……”别人打他之后，他就说儿子打老子。

　　祖先的荣耀，代表的只是过去，如果现在我们只能拿祖先的荣耀获得自信，只能说明我们败家败得如此彻底。祖先的荣耀是我们背负的使命，而不是强词夺理的工具。

　　翻老黄历、翻老祖宗的辉煌，不会给你的现状加分，也不是你现在失败的借口。讲的清道理，就以理服人，讲不清就靠拳头，也能把人制服。靠翻老账、靠怒目而视，只能让人愈发看不起，然而最后，还总是“吃亏的时候多”。

　　其实中国古代的辉煌，远不止四大发明。比如弩机、纸币、船舵，甚至雨伞还是清朝的时候才传到西方的，绝对是世界首创。

　　侠客岛就提到，2006年，余秋雨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认为“四大发明”的地位被高估,“中国人在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一定不在于那四项”。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第一发明应该是天文历法。当年的余秋雨没有因这番言谈受到什么处分。背着“四大发明”的筏子、处处施压，倒确实是一种创新应用。

　　中国古代文明确实辉煌，但也只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张维迎在北京大学2017年的毕业典礼上曾经说，“中国仅为世界贡献3％的重要发明”。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鼓励学生们去创新，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这句话的出处，来自英国科学博物馆学者Jack Challoner总结的1001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其中中国占了30项。其中包括浑天仪、地动仪、星图等，当然还包括四大发明。

　　换个角度去理解，这些我们倍感自豪、增加民族自信心的古代发明，其实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只是沧海一粟。从欧洲古代发明的几何、代数、微积分、望远镜、显微镜，到近代发明的无线电、集成电路、计算机、微波炉、空调、互联网，哪一项是中国人的发明？

　　即便是被我们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网购，又有哪一项是中国的原创？

　　其实在官方认定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个民间的四大发明，包括太监政治、小脚文化、造假艺术和文字游戏。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仍然深远影响着中国社会。

　　在我看来，实事求是，才是中华文明中最伟大的发明。

　　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德传》中，为说明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用了一句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刘德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十分认真，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以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

　　但是这一大发明，很多人反而不大当回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