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我们为什么那么焦虑？

　　【财新博客】

　　文 | 郭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焦虑感，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会产生无法控制的焦虑情绪；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推送的内容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焦虑的情绪表达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

　　焦虑似乎在不断蔓延，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事实上，焦虑感并非新鲜事物。对于所有在197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成年人，在他们的成长历程里，尤其是步入社会和职场之前，或多或少都曾“痛恨”过一个对象——“别人家的孩子”。不论自己如何努力，家长们都会时不时地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提醒自己是如何与“别人家的孩子”存在显著的差距。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带来，“别人家的孩子”仍然是很多孩子感到“头疼+无力感”的对象。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别人家的孩子”并不只是现实世界里街坊邻居家的孩子，还可能包括你在现实世界里原本不认识的优秀孩子。换言之，你需要比较的“别人家的孩子”将从你生活的局部区域扩展到一个近乎无限大的范围。

　　互联网时代，焦虑似乎变得更为普遍，也似乎被放大了。这不仅仅是焦虑感存在的普遍性在增加，而且存在焦虑感的人群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近年来流行的“知识焦虑”，引发了知识付费模式的兴起，以逻辑思维等为代表的知识付费商业模式迅速发展并成为潮流趋势，但也在2019年初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这种模式背后的知识焦虑是否被不恰当地放大了。此外，中产阶层在财富和收入上的焦虑也以各种形式在媒体上不断传播，那些收入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处于中上的人群反而成为最焦虑的人群，担心自己的收入和财富会因为他人更快的增长速度而出现相对“下降”。

　　这些现象和趋势，不禁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的我们会如此焦虑？

　　01 互联网时代的焦虑：社会比较机制的强化

　　互联网时代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在引发焦虑感甚至是过度焦虑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比较”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4年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可参阅：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2): 117–140.）。社会比较理论指出，在缺少客观标尺的情况下，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主观比较来评估自己的看法以及能力，从而获得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并寻求提升自己。

　　互联网在社会比较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归结为如下方面：

　　（1）互联网大大增大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

　　与以往时代相比，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社交网络出现了两大变化趋势。

　　首先，我们的社交网络在地理意义上被大大扩展。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的社交网络大多是基于现实世界中的频繁活动范围，且陌生人网络总体上都较小。在互联网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社交的主要工具之后，我们的社交网络已经大大跨越了地理范围的限制，不论是熟人社交与陌生人社交的网络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其次，我们透过社交网络能触达的人群多样性大大增加。Frigyes Karinthy于1929年提出了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最初想法，即每个个体透过“朋友的朋友”这种链接机制，最多通过六个步骤就可以与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个体产生连接。Facebook数据团队在2011年发布的文章指出，在当时7.21亿用户及690亿朋友链接关系中（其中99.91%的用户是相互关联的），平均距离是4.74，而2008年这个数据为5.28。2016年2月披露的数据则显示这个距离进一步下降至4.57（此时Facebook拥有16亿用户，约占世界人口的22%)。

　　上述变化趋势意味着社会比较的影响将不断增大，因为我们需要或者倾向于在更大的人群范围内进行社会比较；而可触达人群的多样性上升也意味着社会比较维度的增多。这样，即使我们在某些维度上已经表现不错，但总有一些维度上我们存在不足或差距，从而在社会比较中触发我们的焦虑感。

　　（2）社会比较呈现不断上升的显性化趋势

　　互联网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信息的即时可得性。在以往时代，我们如果要刷新所处社交网络中其他个体的状态信息，其周期可能会较长，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写信为主要沟通手段的时代。而如今，我们通过微信等工具，每天都可以刷新朋友圈状态信息，了解朋友们的状态和发生的变化。这不但会使得比较频度不断上升，也意味着社会比较的显性化不断增强，我们将通过更多来源获取信息并进行社会比较。

　　与此同时，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更愿意披露显示自身优越感的状态信息。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朋友圈中看到，谁又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旅游，谁又创业成功，谁家的孩子又考入了清华北大，谁又低调地炫耀了一些价值不菲的东西....

　　正如Collins(1995)指出的，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上偏比较(upward comparisons)有助于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自己属于那些更优越群体中的一部分，从而凸显自己与被比较群体的相似性（可参阅：Collins, R. L. (1995).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impa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self-evalu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1): 51–69.）。然而，在选取了上偏群体作为社会对象的同时，我们在看待自身时很容易意识到自己所存在的看似不如他人的状态信息。而由于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人的完整状态信息，在与整个社交网络进行多维度的比较时，很容易产生内在的冲突感与挫折感，进而引发焦虑情绪。就此而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无疑是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比较对我们产生的冲击性影响。

　　02 互联网时代的焦虑：时代与文化的背景效应

　　任何个体，不仅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也受到更为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大时代趋势以及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因素会使得上述社会比较机制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不仅发生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人们也面临着一些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例如社会财富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被不断创生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重新配置，不同社会阶层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得他们在社会选择上出现显著的机会差异；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观念已经渗透到经济体系中的每个角落，而竞争将会驱动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社会比较。这种大时代的变革与转型，也会引发人们普遍存在的迷茫和焦虑感。这种状态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所写下的：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这种矛盾且复杂的社会情绪，会使得社会比较引致的焦虑感变得更为凸显。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缺乏多元性也是潜在的问题。这种一元而非多元的价值判断会在不经意中显现出来，例如我们小时候看演义或神话志怪类小说时，都喜欢问“谁最厉害？”。当我们翻开成人童话——武侠小说，我们脑子里很容易就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最厉害？风清扬、独孤求败，还是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即使他们在时间上没有任何交集，即使他们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以至于在评判一个企业家的成功时，大众总是习惯于以企业规模大小、名下资产多寡作为判断尺度。这种过于狭窄的尺度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比较被人为地放在了少数维度上，从而与互联网的社会比较机制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加剧焦虑感的产生与扩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