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超级中学

　　【财新博客】

　　文 | 邢春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超级中学现象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些规模超大的高级中学，因为较高的教学质量、严格的教学管理和优秀的升学率表现而吸引大量的非本地生源。很多超级中学走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有的学校主要招收成绩好的学生，如河北的衡水中学（2009年的数据已经是180个班，6000多名学生）；有的则以招收复读生而闻名，如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截至2017年6月，该校有200多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5000人）。除了这些有名的超级中学外，各省还有一些规模很大的重点中学（如石家庄二中，几个校区的教学班也超过了100个，学生规模近万），也属于不折不扣的超级中学。

　　超级中学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评。有人认为超级中学不顾教育规律，是现行高考制度下一味追求升学率而产生的怪胎，同时也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其后果是既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和人格，同时还造成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之间的不公，使得非超级中学的优质生源流失，扰乱高中教育生态。一位教育专家就指出，“必须旗帜鲜明的抵制超级中学！”其给出的理由就包括（1）超级中学破坏高中教育生态，导致“县中沦陷”；（2）超级中学只是通过违规招生、提前掐尖等手段来获得优势；（3）导致农村学生流失；（4）违反小班化、多样性、快乐教学等教育原则；（5）用办企业的方式办学校；（6）学校管理军事化、僵硬化，等等。

　　然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家长热衷于将孩子送进这些超级中学，超级中学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那么，教育部门到底应该如何管理超级中学呢？是鼓励、默许，还是限制、取缔？这就需要充分理解超级中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探究这一现象起点在于认识到教育的经济功能以及教育产业的运行规律。无论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而提高生产率，还是为人们在攀爬社会阶梯的过程中扫除障碍，好的（大学）教育都能给人们带来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而且这种收益近年来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高中教育是决定人们高考结果的关键阶段。因此，那些可以提高高考成绩的产业形态通常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超级中学的出现正是产业形态演化的结果。

　　那么，超级中学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个直接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超级中学的表现形式）在于高中学习地域限制的减弱，即高中教育地区间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人抱怨的超级中学跨区县违规招生，本质上则是学区限制的打破和此方面的管制放松。

　　当一个学生可以不在自己所在的区、县读高中，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全省乃至全国）内选择时，便产生了超级中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不难想象，如果高中之间存在一定的教学质量差异，原来在低质量学校就读的考生就有激励到高质量的学校就读。而对于高质量的学校，他们更愿意接收优秀的学生，因为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对于优质生源的吸引力，提高其投资的边际收益，起到促进良性循环的作用。如果有学校在教学质量、学生管理方面做得优秀，同时存在一个很大的市场，就会有大量的优秀生源集中到高质量的学校。这就如同世界经济体系从一个各自封闭的经济体转型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后，原本用于自给自足各自生产的产品很可能转由少数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来生产一样。

　　因此，如同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一样，高中教育产业地域分割的打破，也使具有比较优势的学校成为生产高考考生的大型工厂。

　　不过，教育的过程与生产一般的产品不同，该产业的一些特性增加了相同类型考生向少数学校集中的趋势。其中的一个特征是，教育的一部分投入和产出是不可分割的：学生既是投入的提供者，也是最终教育服务的购买者。不可否认，考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牛校的教学资料，也可以在网络上付费观看教学视频。但是，教育的过程终究是通过置身其中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家庭要购买优质的教育服务，考生最好就读于这些学校。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特征是，学习具有外溢效应。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重要。这两股力量增加了不同地区的好学生向现有的好学校集中的倾向。而面对这种趋势，好学校加大其软硬件投入会得到更高的边际收益。高考入学考试的标准化更是让超级中学体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

　　地区之间界限的打破促使学生在不同学校之间的群分，不同学校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显，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超级中学现象——因为专业化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显然，在无法流动的时候，一个地区内的学生只能在本区县的一两所高中之间做选择，这少数几所高中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学生；一旦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学生们便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学校，因此便出现了学校之间的差异化。高中产业结构的这个变化，是很多教育专家批评超级中学的切入点之一：“专业化”导致校际之间质量差异上升以及优质生源的重新分配被认为是超级中学的重要“罪状”。

　　确实，高中服务于高考的现实意味着大多数高中的教学目的是升学，而一旦大学的名额给定，那么高中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似乎只是高考名额的重新分配。与此同时，超级中学的存在也可能意味着教育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很高。否则，我们很难想象超大规模学校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高考制度确实是超级中学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在高考名额给定的情况下，高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增进效率，改善高中教育这个“生产过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伴随超级中学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让学校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规模经济更加明显，教学也会更有效率。比如，教师可以更加有针对性，而无需因为要照顾不同类型的学生而放缓教学速度或者重复教学内容。对于好学生而言，他们可以在一起学习、互相促进，学有余力还可以学习更多其他知识。而对于差学生的学校，老师们也同样会更有经验。从这些角度来讲，打消学校对本地学生的垄断对于提升教育质量，改善学生福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一些超级中学有着丰富的课外活动。正是因为我们上面提到的群分效应和专业化，一些优秀的考生集中在一起，在一个好的环境下，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课业以外的事情。因此，即便从高考名额给定的事实出发，超级中学的存在也可能增进了考生和家长的福利。

　　中国的超级中学现象可以在美国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中看到类似的影子。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Hoxby曾经研究过美国大学的产业结构。她发现，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地区间一体化的程度加深。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跨区上大学的现象更加普遍。她发现美国大学生中在本州读大学的比例从1949年的93.2%下降到了1994年的74.5%。而这个下降在私立的大学中更为明显，从80%下降到了55%。考虑到学生既是大学教育的投入主体，也是大学服务的购买者，大学作为买方垄断者和卖方垄断者的力量都降低了。Hoxby借助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美国大学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与理论的预测一致，包括：（1）更高的大学平均质量和学费，（2）更高的大学之间的学费差异，（3）学校之间的学生质量差异变大，（4）对学生的平均补贴增加，（5）不同学校之间的补贴差异增加。

　　Hoxby指出，造成大学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入学标准化程度的提高。此外，还包括航空和电信产业放松管制所带来的长途旅行和通讯成本的下降，全国化的学生、学校以及捐款机构的信息交换系统，融资需求分析的标准化等等。

　　虽然Hoxby是以美国的高等教育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但是其背后的逻辑与我们对高级中学产业结构的分析十分类似。

　　当然，教育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生产产品。当好学生更多的离开县中到超级中学读书时，留下来的考生就很难享受到好学生带来的激励作用。其次，我们这里所讲的好与坏，更多是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在这样一个维度上的分层也可能破坏了其他更多维度上的相互学习的机会。此外，这种高中阶段的分层是否会导致社会的分层？这些都是需要仔细去考察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