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札记|钱颖一眼中的中国改革“第三种视角”

　　【财新博客】

　　文 | 王力为（财新记者）

　　诠释中国改革的来路和前路，两类说法最为常见，一种是“普世原则说”，将中国40年改革取得的进展归功于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要素；另一种是 “中国特色说”，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保留了更强的政府角色等独特做法。

　　2010年，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在刊于《中国改革》的对话中，将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推动力归结为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行归并，前两条可概括为“放开”，后一条是“开放”。

　　2016年，还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任上的他，与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一道获颁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在获奖发言中，着眼获该奖嘉奖的他们在转轨经济方面的研究，钱颖一做出一系列细致分析，并称这样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

　　时移世易。近来他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5月下旬，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演讲中，钱颖一坦言，中国40年改革开放大体取得成功，根源于做了上述三条，这是多数西方观察家，以及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的。

　　但他也感到，对于真正在从事改革的人，这个视角只能提供改革的大方向——大体往哪走，但没法提供现实中的指导——到底怎么做。

　　另一方面，对“中国特色说”，他也警示，这类说法可能被一些人用做拖延，乃至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借口。

　　基于此，钱颖一提出了他眼中的改革“第三种视角”，即从普适原则出发，同时严肃对待中国特色问题。简言之，改革的核心是引入那三条普世原则，但是执行、实现办法必须适应“本地条件”（local condition）。

　　“我相信基本的经济力量是普世的，因为人性是普世的”，改革开放可以被视作释放普世经济活力的根本性力量。他解释道，但要让这股力量有机会充分释放，常需要非标准化的办法，因为本地条件存在不同。

　　大体有两类本地条件在他看来需要考虑，即如何面对历史条件和现实约束，它们可以是制度的、社会的、外部环境的等等。在很多人眼中，中国特色是指中国不同于他国的独特做法。但在他看来，这些与他国不同的本地条件，才是中国特色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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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颖一的这场演讲是伦敦政经为其新近启动的“全球中国倡议”安排的系列活动第一场。发起该倡议的伦敦政经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曾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埃里克·伯格洛夫（Eric Berglöf）告诉我，在中美摩擦预计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局面下，希望在欧洲、于伦敦，能以更超脱、中立的视角，就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角色展开研究和讨论，容纳来自各方的声音。

　　这个倡议将由在哈佛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近年一直在用前沿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伦敦政经年轻教授金刻羽领衔。

　　活动当天，尽管英国退欧的前景依然阴云密布，伦敦的天气倒未见阴霾。当我赶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演讲礼堂时，意外发现钱颖一正与伯格洛夫、金刻羽一道，坐在礼堂外的露天长凳上，并未像往常一样“躲”在嘉宾候场室里。

　　相比2016年的演讲，他此次演讲最重要的一个深化是，相比探究“为什么”（why）改革成功或不成功，他认为更应该问的是，改革是“怎么”（how）起效的。而要理解后者，一定程度上必须深究、并尽可能展示具体做成改革的办法——如何从这里到那里。“这点是我在做（清华经管）院长期间感受越来越强烈的。”

　　这样的视角，无疑受钱颖一过去十几年专心作教育改革的影响。

　　也是在2016年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评价说：“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家。”

　　不过，对一些人将他称为教育家，钱颖一喜欢强调自己是一位教育实践者和教育改革者。相比理论，他更关注怎么在约束下做成事情。 “比起批评者，我更想做建设者。”

　　更直接地，他的“第三种视角”既来自于与几十年来身处改革实践一线的改革者的交谈，也得益于他在哈佛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的潜移默化。传统的博弈论着眼在给定规则下博弈，马斯金等人搭建的机制设计理论则着眼设计游戏规则，在约束条件下实现希望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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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想象成像牙医一样谦卑、又足能胜任其工作的人，那就再好不过了。”经济学家凯恩斯这句自嘲之语在2008年危机后被反复引用，不断提醒着经济学家面临的窘境。

　　在钱颖一看来，作为不少人眼中的一门科学，经济学的原理在各国是一样的。但是各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作为工程问题，受本地条件制约，就有不同解决路径、不止一种解决方案。

　　这就像工程师不只要依照物理原理，还需要务实的工程办法。经济改革者与经济学家的关系，在他看来就好比工程师与物理学家，医生与生理学家。

　　上世纪30-40年代，曾在伦敦政经执教的哈耶克就极为强调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的使用，并以此来批评计划经济，推崇市场经济。基于类似道理，钱颖一认为，考虑本地条件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同样重要。

　　在评议钱颖一的演讲时，金刻羽呼应，改革并不只是关于“点子有多好”，更重要的是“怎样走到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很多具体约束，是极为真实的。

　　于西方语境中，听到这般稍带“中式哲学”的观点，人们不免生出本能式的警惕。从多位现场观众的提问中，这不难察觉。

　　若将视角拉长，改革难道不应是慢慢克服一个个约束的过程，无论是完善社保征收，还是推行房产税？

　　对我的这一疑惑，钱颖一以房产税为例回应，“我们都知道房产税是一个相对高效、扭曲较小的税收手段”，经济学家对此有共识，政府官员也知道这点。但是在住房私有化后，这一举措没有在改革早期推行，到今天，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已高于多数欧美国家，而且不少人是分的房，这就让房产税的推行碰到比在他国远远更大的阻力。

　　这可以说是早期政策选择给之后的改革制造障碍的例子，但也折射出，为何本地条件如此重要。通常，一项改革要能推动，它既要带来更高效率，又需要是帕累托改进，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改革措施本身很好，但是有一群人利益受损，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反对这项改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增量改革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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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从着眼为什么转向聚焦怎么办，钱颖一还给他眼中的“改革第三种视角”赋予了另两个支柱。一个聚焦改革中的制度。相比经常被倡导的“最佳实践制度”（best practice institutions），他认为改革中更应重视 “合适且足够好的制度”（appropriate and adequate institutions）。

　　这一颇有达尔文式适者生存理论印记的观点，也是近年来国际发展界在持续反思的。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就反对一成不变地将“国际最佳实践”搬到亚投行放贷的国家。

　　在我旁听的一门题为《强化国家能力》的课上，曾长期在世行工作，与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多有合作的Lant Prichett教授就直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执行能力很难通过一纸法律文件或一个政策规定迅速改善，照搬发达国家当今的做法不乏引致原本勉强运转着的体系崩溃的案例。

　　不过，钱颖一也指出，合适且足够好的制度可能是过渡性的。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可能为建立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也有可能造就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有碍于未来的改革。因此，与时俱进、持续改革，在这条路下就尤为重要。

　　第三个支柱则是经济学中用以支持以上理论分析的“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即在存在某些扭曲的现实情况下，增加另一种扭曲有可能提高而不是减少效率，或者减少一种扭曲有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效率。

　　“次优原理”的推论通常是“反直觉”的，因为我们的直觉都是建立在“最优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上的。这就要求避免简单化的分析和决策，开展更细致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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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40年改革历程中，在很多领域都能看到双轨制的影子。这一办法没有让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损，而是力求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效率，把饼做大。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的是新的政经，以及外部环境。在不少人看来，剩下的改革议题都是难啃的骨头。“摸石头过河”，“石头”已难觅踪影。这样一条路是否还走得通？传达信息力求精确、只评有把握之事的钱颖一在这场公开演讲中并未就此多做发挥。

　　他只是澄清，他的这一视角并非摈弃普世原则和经济学的一般原则，但是对简单化、理想化改革之策的一个提醒。他说，经济学被视作科学，经济学家应对此感到骄傲，但在改革领域，要保持谦虚和谦卑。

　　经济学家不少是博学之士，这样的谦逊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让人仍感不安的是，中国改革下一步可依赖的制度、或指引在哪里？经济学的一般原则同现实中改革者的智识如何再次结合？

　　我试图在牛津继续摸索答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