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萧今）回顾历史，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走了一条捷径。百年前开始效仿西人办现代中小学、办现代大学，以求救亡图存之强兵富国之计。这一教育的政治功利性在过去60余年，依然滑行甚或加速，导致教育之公器之性能被忽略、教育发展人的认知能力之本质被忽略。如果办大学者不知道办教育的目的和历史，百年之后还是会突而不破，中国教育的疾患依然有增无减。
以现代教育救国
中国新式大学教育的呼唤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终极目标是以现代教育救国。1900年庚子事变，国人再受辱于八国联军，清政府匆匆再启变法，颁布《兴学诏书》“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要把此前所办大学堂“切实举办。”
维新运动中举办的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1904年选派首批学生留学。1909年清华园办了游美学务处和选拔学生的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连年选派学生留美。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认为，更长远之计是自己办大学，1925年正式开办大学部。此后，国人按照“国家要富强就要有科技，有科技就必须有人才，人才由教育所培养，所以先办学”的逻辑走了100年，逶迤至今。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倾国力和精英人才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远有“两弹一星”，近有航天员太空行走。中国的技术似乎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了。
耻于国亡羞于乏学，效仿西人之法以教育图强，救中国之亡。这在当时是一条痛苦艰难但正确的路径。现在来看，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来说，组织目标上它实现了当初清朝洋务派师夷长技的救国战略、民国政府军国民主义的政治方针、当代科教兴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强国论方针，以教育改革来达到强兵富国的政治目标。
但是，这一成功所依附的组织体系也恰是酿造今日中国教育问题之根源。
教育肩负着政治重任
自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以来，各类学校多由政府主办。庚子事件第二年，清政府颁发《兴学诏书》，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他重用一批比较开明的学者，取法西洋学制并主持制定学堂章程。自此开启了国家办学体制。1902年，中国有各类学校4222所，其中官办为85%。到1908年，有各类学校52348所，其中官办为27%、公办为61%。专业的中等以上学校多是军官学校、师范学校（为兴办中小学）、工艺学校为多。少量的洋人办的教会学校、育婴堂、女子学校也出现了。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上任后即刻起草学校法令，首要强调教育隶属政治的意识: “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并以军国民主义教育为首位，定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 为摆脱东亚病夫之弱国形体，形成举国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当时实行的兵士体操和军训在大陆和台湾的大学亦沿至今时。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要发挥党义和实施党策，把教育推向革命化和民众化。国民教育制度也在不断改革，1939年，蒋介石提出《县各级组织纲要》，要求在每个乡镇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建立民众教育和义务教育打成一片的一种革命的建国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 1949年12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工农和知识分子提供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知识盲、科学盲和改造旧教育，这是工农大众从事生产建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起点。
为了消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建设新教育制度，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接管和取消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私立学校。新教育体系全面翻译苏联教科书、照搬苏联教学方法并模仿苏联教育院校机构设置。新教育体系成为由党和国家掌握的、与政治和经济体系需求相吻合的机构。建国之初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利用学校教育改革来发动全国性运动，造成几十年的教育迷茫。改革开放之后，又全面转向教育为强兵富国的轨道——科教兴国，恢复高考、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几乎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新轮回。
1995年后，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迅速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与西方大学接轨，包括1985年后的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改革，都再次以国家动员，鼓动全国人民投入到国家所设计的现代化运动中。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功能：“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教育再次承担了政治转型重任，为建构现代国家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连续一个世纪中，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想成为全民背负的天下大任，即使乡间农夫也以此为荣。1998年前后，我曾经去湖北一个乡间做调查，2月间天气很冷。乡镇干部和老乡找了脸盆杀鸡做火锅，其间大家对政府“三农”和教育政策怨声载道，抱怨收入太低。克林顿即将访华，突然，乡干部说，“唉，只要克林顿在谈判桌上向江泽民恭敬磕头，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我瞠目结舌。从强兵富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保家卫国到科教兴国，教育的政治功利性的烙印深深地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百年以来，教育政治功利性一次次被加强，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体所为之。
教育政治功利性的结果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今日之弊端。如果中国的教育依然局限在国家民族主义赋予教育的政治功利性，难以对更为健康的教育体系有清晰的认识，教育弊端依然难除。
大学应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
中国的大学所有教育管理权统归政府教育部门，形成了国家政体独统、单一意识形态下的高等教育。这样办“大”学和理解“大”学实在是曲解了发源于西方的大学（university）之涵义和本质。
中国教育代表团和访学者常常认真考察欧美大学校院系的结构和内部管理人员设置，但却忽略了大学管理自主、学术自由的根本问题：欧美的高等教育在管治上不隶属政府。每个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由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功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聘选校长。大学的管理内阁或机构由校长提议，校董会批准而设立。
从欧美的教育历史来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当时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一直是在对教廷和国王抗争中，争取大学法定的特权，这包括校内权利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拥有、大学自主制定管理法规、决定课程科目和内容。但是，中国士大夫的出身证是科举功名，终生为维护朝廷政府的政治秩序服务。翰林院的士大夫替帝王整理文献并形成政府的意识形态，至今教育改革之策是以救国而非启民为终极目标。
蔡元培等早期的教育家曾经为中国大学根本改革指出了路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乃大学。而非以学生人数众多来计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原则下，北京大学里有清末君主立宪派的才子辜鸿铭、有新儒家学者梁漱溟、有海归派胡适、马寅初、有共产党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有新文化旗手鲁迅，人才济济，百家汇聚。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短暂而闪耀光芒的9年。当时，联大牵头人蒋梦麟、梅贻琦均留学美国，张伯苓曾出任北洋水师考察过日本。当时的教授有充分的自由迁徙和择业的权利，来自三个大学的学者因政治、思想、年龄、学科不同而形成若干派系，但有派系而无派别之争。战时政府也无暇顾及国民党教义渗透教育的政治方针，大学由教授们自己打理。校内党派林立，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民生社会党、中立派、三青团等等，学术上成就了当时一批优秀的教授以及后来优秀的学者。
社会性教育不可或缺
中国办大学教育忽略了欧美大学的人本的社会属性。在美国，州立大学除了传统的欧洲大学的学院外，创办了以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学院、农业学院、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等，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小学教师、农业技师、企业家和工程师等等新时代人才。此外，美国的高等教育还包括常青藤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两年制的公立社区学院，对多种群体提供教育机会。例如，社区学院直接服务当地居民，学生可以灵活转为四年制大学。所授课程包括就业人员的知识技能更新课程、再就业人员的培训、专业培训服务，使每一个进入社区学院学习的人都能获益。我曾经在美国密执安州一个社区大学的管理培训中心实习工作半年，参加制定Buick- Cadillac-Oldsmobile汽车生产中层管理的培训课程。也参加过在经济衰退期政府资助小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培训项目，目的是帮助他们改善管理度过难关，保持就业率。
在中国，私立的、专业团体的、企业的、社区独立的教育体系乃是一个重要却困难重重的领域。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社会教育家如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开创了面对农民和工人的学校，推动民主教育、平民教育，为平民开设补习学校和夜校。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也出现了企业和个人等为主体的教育机构，这种企业和个人付款的成人教育为转型中的人力资源需求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教育培训。但是，随着过去十年国进民退趋势、企业税负增加、民营学校生存不利因素增加，中小企业为职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大大减少。此外，由于教育部规定了成人教育机构入学和文凭要中央统考，因而诱导服务地方人群的成人教育迅速转向正规院校模式。这进一步遏制了社会性教育的发展。
尊重教育的人本和认知属性
第三个被忽略的是人本教育的认知属性。在中国，大中小学的科目和课程内容60多年里都由中央教育部门审定。教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表,教育用同样的模子——词语、思维逻辑——铸造人，自由人格和创造性极少被提及。
在西方，教师有充分的教学自主权。这里是一个真实的教学场景，并且拍成美国教师教育的教材。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老师邀请学生对下学期的生物课提出建议。一个男孩子说，下学期他要做个试验，用红颜色、黄颜色、绿颜色、无色的水分别浇同样的植物，看叶子变成什么颜色。老师回答说：这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想法！那位老师尊重学生的探究性感觉，没有告诉他水的颜色与树叶的颜色没有关系。
而笔者在中国农村学校做研究时观察到一个案例。小学语文课上，老师问：作者是如何描写杨梅的？一个每天走在山道上看着杨梅树的孩子站起来非常得意地回答：杨梅的颜色先是绿色，后来是黄色、粉红色，最后是大红色。老师即刻板着脸让她面向全班再次大声朗读课文，她照课文读出：杨梅先是淡淡的粉红色,然后变为深红，最后几乎变为黑色。学生自己的观察和表达就这样不容置疑地被标准课文、老师的威慑力压制了。
每个学生都被铸就成了具有统一的思维模式、标准的表达语言，中国的学生可能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切的感受！如此统一化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灌输，怎么可能培育出有个性和创造力的大师！
又一个笔者亲眼观察到的美国小学的现场。一个班级有20到25人，学生四五人一个组围坐一个小桌子。每天早晨第一件事，老师让一组同学向全班同学分享自己的经验，每人3到5分钟，内容不限。有讲自己的生日party和开心的礼物、跟父母去其他城市旅游、祖父祖母生病了、自己跟同学吵架了、自己的读书体会，五花八门。教师是一个公正的主持人，不干预发言内容，只是控制时间并赞扬发言者为大家带来新的感受和经验。每个学生每周都有一次机会。长年累月，学生从小就学会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自己的思想，学会聆听每一个人，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他们最初的感受、感知、认识、表达得以独立和自由地表达出来。这是民主的开始。高中最后一年，我的女儿把国际预科的一本教科书Theory of Knowledge(认知的理论)带回家，内容包括认知和知识的产生、如何认知、知识的领域。我顿时感到泄气。这分明是我的教育认知学的基础内容，是教育学以及所有学术研究者必须学习研究的基础。我立刻明白了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之差距，西方教育一开始就给孩子提供了他们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和自然的认知思维和手段，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兴起，是有其深厚的根源和文化基础，中国人不可以妄自尊大。
教育家的理想是让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充分发展，给孩子机会去发现他们自己心灵最有感触的天赋。最痛心的是那些统一的课程从小学开始就把每一颗幼小心灵中最初的原创性感知都蒙蔽掉了！作为教育者，我要的是孩子们、学生们、学者们对音乐、艺术、语言、肢体行动、自然、社会等等原本的感觉、本真的表达，我们要的是人内心内体中那些最深切的感觉所引发出来的思维。这是对自由的理解。离开这些，无从谈创造。
总结前因，中国的国家领导精英们主导和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自强运动，教育每次都被推上政治改革、战争动员的前台，教训屡屡，痼疾甚深。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领导人又以人力资源大国为教育目标，再次强化了教育服务国家的政治功利性，并获取了政府主导的正当性——为了国家利益，垄断了所有教育资源——包括资金、办学权和课程。当民众、学者和领导人都深陷于国家主义意识的惯性之中，还没有普遍发育出人本意识，更难以透过“国家利益”这个深具威慑力的词汇看到民众自己和各种社会群体的教育需求。
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以教育基础的价值观审视：人本的社会性和认知性的教育，才是教育的本源。只有在人本意识下才可能逐渐形成办学自主的机制正当性，消除官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官办和民办的平衡。
这又是一个百年大计，需要耐心和谦逊的科学态度方可及之。 ■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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